沒關係是宣輔啊！

（我們會懷念一個時代、期待一個時代、憎恨一個時代，而在我們內心之中，都會記得《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如果不是讀到川本三郎的這本作品，我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日本青年六０年代的夢想與失落，謝謝您。）


（這次想分兩篇來講，一篇講小說（應該算是紀實文學），另外一篇講電影，讀後、觀後讓我深深思考的事情。）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死去的京大學生山崎博昭對「我們」來說，遂成為「表現一個同時代的死」。……
死曾經是「我們」生的中心。──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第75頁。


真正說起來，川本三郎的這部作品，猶如西方的告白文學，但內容又像紀實文學，更具備小說的情節性。
一開始會受到吸引，是因為賴明珠（村上春樹作品的翻譯者）在書封的一句推薦詞，讓我感到興趣。
不過，我感受到的不是對村上春樹作品的進一步理解，反而是對那時代的學運，有了一定的「認同感」。
這樣的感受是很危險的，因為六０年代中期開始到末期結束的學運，幾乎是日本社會「避談」的一個問題，
日本人（尤其是現在邁入中年的人們）「避談」學運，一部分是因為不好談，每個人都有不同立場和想法，
另外一個原因是，那次的學運深深傷害著當初夢想可以憑自己的力量，改變社會現狀的年輕人的心，
而當年的大學生、高中生在經歷過這樣的破滅之後，才迎接了虛無、繁榮的七、八０年代，是有這一層關係。
所以，在村上春樹的作品裡，他一直不去談學運的本質，是有這樣的關係，包括《挪威的森林》等，
而且就村上的立場來說，他僅僅是「旁觀者」而已，學校被關閉、佔領，只好無所事事的泡在喫茶店內。
不過，川本三郎完全就是跟村上春樹站在相反的立場，當時的川本，是個相信革命能夠改變世界的青年。


在本書中，川本以回顧的方式，紀錄二十五歲時剛從大學畢業一年後，應徵上《週刊朝日》的六０年代後期，
從開始工作到被逮捕認罪的過程，其中〈Side A〉寫的是類似片段的重點事件，從工作到他的想法，
〈Side B〉雖然只有三篇，但確實詳述了自己銷毀證物罪前後的事件經過，包括想法、立場。
〈Side A〉一開始的開頭就相當灰暗，包括越南戰爭、搖滾樂和學運，表現著這樣一個時代，
其中我最喜歡的有兩篇，分別是寫保倉幸惠的〈蒙受幸福恩惠的女子，之死〉和外國左翼記者故事的〈罪惡感〉。
保倉幸惠是當時週刊朝日的封面女郎，雖然是封面女郎，但不用像現在的時報周刊一樣脫來脫去，
只要隨著季節和節日換穿衣服就可以，像是：「三月女兒節時，快樂地玩賞著人偶的幸惠、
梅雨季節在雨傘中撐著傘的幸惠、到了夏天享受著海水浴的幸惠」這樣的程度，當時的她十七歲，
她跟川本一起看過一次電影，吃過幾次飯，因為她說：「喜歡看男人哭這一點」而在作者心中留下印象，


她在二十二歲的某個早晨離家後，從橋上跳下去自殺身亡。


〈罪惡感〉一篇，是寫作者和從美國來的左翼記者相處的過程，這位記者擁有美國人的天性，認為自由平等是真理，
所以常常藉由記者的身分，幫助學運的學生對抗警察，後來在一次抗爭中，警察狠狠教訓了這個美國記者，
莫名其妙受到日本當局霸凌的美國記者，受到強烈的衝擊，最後帶著失望和落寞回到美國，
這件事情（其實前面寫作者和他的相處也很有趣，是一種文化激盪），讓作者開始思考，
「什麼是記者的職權，記者的道德底線又在哪裡？在抗爭的途中，是要幫助學生還是按下快門？」
而這段過程，最後也直接導致「赤衛軍事件」中，川本的立場和想法，而導致了那場人生的悲劇。



在講〈Side B〉之前，我們應該談談「學運」，這深深影響著日本社會的學運事件，幾乎涵蓋了半個六０年代，
從東大安田講堂事件、羽田機場鬥爭、赤軍派劫機事件、阻止佐藤訪美事件，一直到三里塚事件等，
影響的有新宿騷亂、三島切腹等（曾出現在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裡，地鐵和街道全部停擺）。
這次的學運影響之大、之深，恐怕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說穿了，其實這就是一種「共產主義」的靠攏。
說實在，多虧了這個學期選修了呂老師的課，讀了很多民國三０年左右的新小說，才真正認識共產主義，
不然，我可能也無法理解「全共鬥」，或者理解「國民黨為何會輸掉中國」的問題。
共產主義所追求的社會理念，在當時資本主義強勢的發展，幾乎要比現在還嚴重的貧富差距之下，
農民無法生活、青年無法看到國家的未來，當然會群起而抗之，差別在於，中國、越南成功了；
韓國和日本失敗了而已。而且，日本的學運本質上的不同是，他們不是真正想要改造成共產社會，
一開始只是學生希望降低私立大學的學費而已，說起來「全共鬥」只是一種手段，理念上跟蘇聯和中國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時代當然有些關係，那時越戰正激烈，人們反戰、嬉皮文化進入日本，因而蔚為風潮。
我這麼說不是支持共產主義，要我去中國生活我也不願意，但我相信共產主義的理想性，以及資本主義的缺陷。


回到〈Side B〉，「赤衛軍事件」的過程，是一位叫做Ｋ的男人，組織了一個赤衛軍，殺害了自衛官，
川本三郎和Ｋ都認為這是政治事件（基於表達訴求、抗爭的激烈手段），而展開採訪，卻遭到報社的阻止，
Ｋ將自衛官的臂章交給川本，因為川本想要有「是Ｋ做的證據」，結果日後卻因為怕被牽涉，而叫友人幫忙銷毀，
最後，報社礙於警方的壓力，而供出Ｋ的所在地，Ｋ被逮捕後，馬上供出接受川本採訪的事情和證據，
結果川本只好接受偵訊，並且對警方妥協，最後以「湮滅證物罪」被判刑，辭去了週刊的記者工作。
這整起事件來看，若沒有放上「記者」這個職位，一切看起來就像是川本的錯，這點無庸置疑，
所以，在論述之中，川本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在採訪的過程中，認識的人犯下殺人罪，該不該告訴警察？」
在警察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川本在殺人事件發生後，還去採訪犯人，是不是超過了記者的職責？
首要的問題因素是，川本只憑藉著Ｋ喜歡宮澤賢治和清水樂團，就相信這個不知道來歷的人？
另外一件決定性的因素是，當時的全共鬥抗爭運動，在七０年代初期已經逐漸地平息下來，
在機動隊鎮壓和學生返回校園的過程中，社會逐漸恢復穩定，這種殺害自衛官事件，怎麼樣都很難合理化。
所以，川本三郎不只是被組織給背叛（不願意報導的朝日雜誌），也是被時代給背叛了。


因為是單方面的論述，所以直到看完電影，我才真正理解Ｋ和這起事件的全貌，簡直只能用荒謬形容，
最後，川本三郎是被「良心」給說服了，但他自己也知道，他無法再瞧不起「社會線的記者」，
因為他跟警方合作，脫口說出了採訪對象的細節，再與自己的拉鋸戰中，川本老實的投降了，
但要在很久以後，他才會真正開始懊悔，因為那自衛官的父母，都不理解自己的兒子是為何而死。
就我來說，這整本書是一本懺悔錄，就算前面表現這個時代是多麼的陰暗、苦痛，甚至是讓人失望，
但書的名稱，還是寫著《我愛過的那個時代》，這是基於多少次的自我省視才能得出的結論，


我想我要很久以後才會懂，時代總要過去我們才能理解當初的情感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