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所謂中國的「舊曆年」,到元宵節這一天之後就完全的結束了,年被拋在後頭,等待新的一年。)


(說到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就應該有新的期許,縱然那些期許可能在一個月後就被遺忘了。)


(在《一代宗師》裡,飾演葉問的梁朝偉說:「最大的困難就是生活」,這句話一點也不差。)


小說過去都是為了滿足我們對意義的探尋──比爾如是說。那是一種偉大的世俗超越性。
但出於絕望心情,我們現在都轉向了一些更大和更幽暗的東西。我們轉向了新聞,
因為它可以不間斷地提供我們大難臨頭的感覺。它提供的情緒經驗,是其他來源無法提供的。
所以我們就不再需要小說──比爾如是說。我們甚至不真正需要災難。
我們需要的只是有關災難的報導、預料和警告。──唐.德里羅.《毛二世》



「如果,將時間推回到十年前,你有這個能力、這個可能,你會選擇離開台灣,到國外念書嗎?」
咖啡店深色的二人餐桌上,那杯大吉嶺紅茶的蒸氣,隨著空調冉冉上升到肉眼無法凝視的地方,
坐在桌子對面、跟我同世代的友人,看著報紙的頭條,這樣詢問我的看法。瞬間,我們都相視而笑。
這個答案,在十年前的可能性只有一種,是否定的;到了現在,這個答案,卻變成了一種絕對的肯定。
這是一種時代變遷?還是一種思想改變?問出口的同時,友人在我面前沉默不語,他喝了一口茶。


當我舉起淺色的馬克杯時,我想到一個關於滿清末年的故事。


在西元1854年,最早的中國留學生容閎,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拿到了文學學士的畢業證書,
容閎婉拒了美國友人和同學的慰留,決心啟程回國,將他的經驗和成就,貢獻給他的祖國──中國。
對當時貧困、戰亂、愚昧和封閉的中國而言,容閎一直有一個夢想,他認為:

「我堅信下一代的中國青年應當能有機會受到我所受到過的教育,
 而通過西方的教育,
 中國或許可以再生,變得文明而強大。」

經過一番努力之下,容閎在中國的商界和政界闖蕩出一番名號,經由李鴻章、曾國藩的推薦,
容閎終於看見第一批官派的留學生前往美國,清廷批准了他的建議,容閎的理想總算變成了現實。
這一批留學生之中,包括詹天佑(著名中國鐵路工程師)、唐紹儀、梁誠和唐國安(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等。
從第一批的官派留學生以後,中國的視野依舊狹窄,卻抵擋不住視野逐漸變得廣闊的人民,
日後,不僅留學歐美成為一種常態,留學日本也成為一種趨勢,中國改革的門到此算是打開了。


回到現在,我很想問:為什麼這些建中、北一女的優秀學生,願意捨台大,前往香港念大學?





在報導之中,有些學生說:「一開始就不想讀台灣的大學」、「香港的大學比較多元化、有競爭力」。
深入報導中,將這些學子的出走,當成了環境不佳的藉口,認為到香港畢業後的出路更廣、起薪更高。
這是事實,可是報導沒有看到的另一個事實是:為什麼他們願意離鄉背井到全英語的環境去求學?
獎學金是誘因、多元化是誘因,可是這些台大都有,光環也在,他們為什麼不願意留在台灣?
很明顯的,問題不在於經濟的好壞,十年前我們也經歷過泡沫經濟,就沒有人想過要到國外念大學,
很多選擇出國念書、出國留學的同儕,也被看作是沒辦法考上台灣那幾所好大學的一種逃避手段。


可是,現在卻完全相反過來。


這不是一個全球化、資本主義或國家權力的議題,這是一種客觀上對教育體制認同問題的展現。
這問題不是突然「啪!」一下的出現,而是經過了時間進程、政策錯誤的累積,使教改和教育本身,
讓社會大眾充滿了不信任,這不信任從學生的不滿出發,到家長的不悅和教師的灰心,是一種循環。
每個人都感到徒勞無功:孩子念到大學畢業僅有22K,還要承擔一代不如一代的罵名、企業的不信任;
家長一方面必須投入在工作、家庭,一方面卻想要全面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和政府的朝令夕改;
老師則是夾在學校、學生、家長和教育的本質之間,被各種可能的力量拉扯,逐漸失去教育的熱情。
說實在,到底是哪個環節開始出了差錯、哪個部份開始最為嚴重?我想,到目前為止已是不可考了。


手中的馬克杯熱度逐漸地降低,我們在閒談之中也逐漸沉默無語。


問題、時間和錯誤都是累積而來的,只要一點點的隙縫,就能擴張成怵目驚心的峽谷。
我又想起來清朝末年的故事,戰亂、貧窮、愚昧、封閉的國土,還有那些不斷出走的年輕學子,
總有一天,我相信總有一天他們的出走總會帶回來什麼,就像那些第一批留美的官派留學生一樣,
相信,我們總會看到一些什麼改變,對教育的、對政治的、對現實的一些改變。



《聯合報》相關報導:

〈全額獎學金/港澳八大學來台搶學生〉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442541

〈捨台大讀港大:多元、宏觀 未來就業起薪高〉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44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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