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關係是宣輔啊！

（說起來，所謂中國的「舊曆年」，到元宵節這一天之後就完全的結束了，年被拋在後頭，等待新的一年。）


（說到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就應該有新的期許，縱然那些期許可能在一個月後就被遺忘了。）


（在《一代宗師》裡，飾演葉問的梁朝偉說：「最大的困難就是生活」，這句話一點也不差。）


小說過去都是為了滿足我們對意義的探尋──比爾如是說。那是一種偉大的世俗超越性。
但出於絕望心情，我們現在都轉向了一些更大和更幽暗的東西。我們轉向了新聞，
因為它可以不間斷地提供我們大難臨頭的感覺。它提供的情緒經驗，是其他來源無法提供的。
所以我們就不再需要小說──比爾如是說。我們甚至不真正需要災難。
我們需要的只是有關災難的報導、預料和警告。──唐．德里羅．《毛二世》



「如果，將時間推回到十年前，你有這個能力、這個可能，你會選擇離開台灣，到國外念書嗎？」
咖啡店深色的二人餐桌上，那杯大吉嶺紅茶的蒸氣，隨著空調冉冉上升到肉眼無法凝視的地方，
坐在桌子對面、跟我同世代的友人，看著報紙的頭條，這樣詢問我的看法。瞬間，我們都相視而笑。
這個答案，在十年前的可能性只有一種，是否定的；到了現在，這個答案，卻變成了一種絕對的肯定。
這是一種時代變遷？還是一種思想改變？問出口的同時，友人在我面前沉默不語，他喝了一口茶。


當我舉起淺色的馬克杯時，我想到一個關於滿清末年的故事。


在西元1854年，最早的中國留學生容閎，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拿到了文學學士的畢業證書，
容閎婉拒了美國友人和同學的慰留，決心啟程回國，將他的經驗和成就，貢獻給他的祖國──中國。
對當時貧困、戰亂、愚昧和封閉的中國而言，容閎一直有一個夢想，他認為：

「我堅信下一代的中國青年應當能有機會受到我所受到過的教育，
　而通過西方的教育，
　中國或許可以再生，變得文明而強大。」

經過一番努力之下，容閎在中國的商界和政界闖蕩出一番名號，經由李鴻章、曾國藩的推薦，
容閎終於看見第一批官派的留學生前往美國，清廷批准了他的建議，容閎的理想總算變成了現實。
這一批留學生之中，包括詹天佑（著名中國鐵路工程師）、唐紹儀、梁誠和唐國安（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等。
從第一批的官派留學生以後，中國的視野依舊狹窄，卻抵擋不住視野逐漸變得廣闊的人民，
日後，不僅留學歐美成為一種常態，留學日本也成為一種趨勢，中國改革的門到此算是打開了。


回到現在，我很想問：為什麼這些建中、北一女的優秀學生，願意捨台大，前往香港念大學？





在報導之中，有些學生說：「一開始就不想讀台灣的大學」、「香港的大學比較多元化、有競爭力」。
深入報導中，將這些學子的出走，當成了環境不佳的藉口，認為到香港畢業後的出路更廣、起薪更高。
這是事實，可是報導沒有看到的另一個事實是：為什麼他們願意離鄉背井到全英語的環境去求學？
獎學金是誘因、多元化是誘因，可是這些台大都有，光環也在，他們為什麼不願意留在台灣？
很明顯的，問題不在於經濟的好壞，十年前我們也經歷過泡沫經濟，就沒有人想過要到國外念大學，
很多選擇出國念書、出國留學的同儕，也被看作是沒辦法考上台灣那幾所好大學的一種逃避手段。


可是，現在卻完全相反過來。


這不是一個全球化、資本主義或國家權力的議題，這是一種客觀上對教育體制認同問題的展現。
這問題不是突然「啪！」一下的出現，而是經過了時間進程、政策錯誤的累積，使教改和教育本身，
讓社會大眾充滿了不信任，這不信任從學生的不滿出發，到家長的不悅和教師的灰心，是一種循環。
每個人都感到徒勞無功：孩子念到大學畢業僅有22K，還要承擔一代不如一代的罵名、企業的不信任；
家長一方面必須投入在工作、家庭，一方面卻想要全面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和政府的朝令夕改；
老師則是夾在學校、學生、家長和教育的本質之間，被各種可能的力量拉扯，逐漸失去教育的熱情。
說實在，到底是哪個環節開始出了差錯、哪個部份開始最為嚴重？我想，到目前為止已是不可考了。


手中的馬克杯熱度逐漸地降低，我們在閒談之中也逐漸沉默無語。


問題、時間和錯誤都是累積而來的，只要一點點的隙縫，就能擴張成怵目驚心的峽谷。
我又想起來清朝末年的故事，戰亂、貧窮、愚昧、封閉的國土，還有那些不斷出走的年輕學子，
總有一天，我相信總有一天他們的出走總會帶回來什麼，就像那些第一批留美的官派留學生一樣，
相信，我們總會看到一些什麼改變，對教育的、對政治的、對現實的一些改變。



《聯合報》相關報導：

〈全額獎學金／港澳八大學來台搶學生〉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442541

〈捨台大讀港大：多元、宏觀 未來就業起薪高〉
http://mag.udn.com/mag/campus/storypage.jsp?f_ART_ID=442550